“社会青年”下乡记

发布时间:2016/8/23 11:07:10     点击数:

苏州知青网  作者 万汝藩

    在那样一场几乎波及全国所有城镇青年、所有城镇家庭的“上山下乡”运动中,究竟改变或重塑了多少人的命运,是谁也说不清楚的。

   19681124日晚,毛主席发出了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”的号召。

   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离开生活了将近七年的北大荒原劳改农场,回到了故乡苏州。在北大荒农场的时候,我是个分场机耕队的机务统计兼油料保管员。要不是处于“文革”的非常时期中,我就是要置换工人身份、改定行政级别的农场管理人员。

   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,让黑龙江“劳改系统”的农场,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行动起来了。所有的刑满留场就业农工及其家属、子弟,一律疏散,此时的理由却是“战备需要”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:其实这就是为大规模“上山下乡”运动和接收“知识青年”作准备呢!

   大家都知道:当时的中苏边界争端,已公布于报端。在黑龙江、乌苏里江沿岸的大小武装冲突,已经不断。农场对于这些农工和家属、子弟的安排:可以回原籍的,就回原籍去;回不了原籍的,就近疏散到德都县附近的农村。

   我作为一个刑满留场就业农工的子弟,当然没有理由再可留下去。按照规定要求,我像征性地打了一张申请“退场”报告,场部立即就批准了。196919日,我回到苏州故乡这块土地。

    一、“知青”与“社青”

   在二弟的陪伴下,我向所在的“大石头巷居民委员会”报了到。当时所有的人都要参加政治学习的,我当然也不可能是例外。居委会的李逸文主任见了我并交谈之后,大为满意。

   她对我说:“今后青年的学习,就由你来领,行么?”我说:“那就让我试试吧!”其实,当时所谓的政治学习,就是读毛主席著作,“两报一刊”的社论之类。因为我刚从北方回来,普通话还是字正腔圆的,大家也愿意听我诵读。

   自从1966516日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运动开展以来,学校停课,在校的学生,已有三届滞留学校,就是后来称作为“老三届”的“知识青年”;“文革”三年中,工厂基本停工,也未再招收过工人,那些“社会青年”也失去了可能参加工作的机会。

   解放之后,有人就把青年分为两类人。一类是在校读书,初中以上、高中以下的称作“知识青年”。自然也包括那三届虽然毕业,但并不读书的青年。另一类是没有上学、又没有工作的青年人,叫作“社会青年”。

   而在当时,“社会青年”是个被社会上所有人都看不起的一个人群。有人称他们为“社皮”。而“社皮”的谐音,就是“蛇皮”。而蛇在一般人的印象中,是冷血、无情、见不得光的可怕动物。而蛇褪下的皮,那也是唯恐避之不及、令人厌恶的、比垃圾更可怕的弃物。

   人们就是用这样篾视的眼光,这样厌恶的心理,这样不屑的态度,来看待、对待社会青年的。“社会青年”,他们不上学,不工作,整天游手好闲的表象,让他们的直观形象显得更差。与他们接触的时间长了、多了,我真的很清楚:他们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差劲。就是没有人愿意从内心去真正了解他们、理解他们。

   “社会青年”现象的出现,除了他们的家庭情况、经济状况及本人意识外。其中有一个更重要因素,是那时的社会和当时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造成的。没有工作、就业无门,是造成“社会青年”大量涌现的直接原因。所以,社会青年的成份也是十分复杂的。

   从知识层面来分,有两种人。

   一种情况是:他们中间,有往届毕业或辍读而从未参加工作的初、高中生。因为家庭经济还承受得起,家长又希望他们继续复读求学深造。是“文革”打断了他们的计划,从而游荡在社会上,成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“社会青年”。

   另一种情况是: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。京、津、沪,沈阳、武汉、成都等大城市的“老三届”学生,家长因害怕让子女到“老少边穷”的地方去,通过各种亲友关系,把他们迁移到苏州这样的中小城市来。他们是离开了原址、原校,流落到“社会青年”队伍中来的一群人。

   从社会阶层来分,也有两种人。

   一种情况是:家长本来就是穷苦人出身,对文化知识的作用、认识没有感觉,认为“不识字,同样可以参加工作去挣钱”。所以没有让子女去读书,衍生、造就出来的“社会青年”。

   另一种情况是:在历次政治或其他运动中,家庭遭受各式各样的变故,经济上实在没有能力让他们上学,使这些子女丧失了读书求学的机会,从而产生出来的“社会青年”。

   从北大荒回来以后,在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情况下,我也加入了这样的“社会青年”队伍。这是历史对于我命运的安排,我只能认命,却没有时间抱怨。我还要为生存、生活找出路,眼下来看,也只有“上山下乡”一条路可走。

   针对“社会青年”的种种情况,在以后“上山下乡”的实践情况中,他们肯吃苦耐劳的品质、坚韧不拔的性格,表现得格外突出。他们也是一群能讲情谊、有血有肉、敢于担当、能够奉献的正常青年。

   因此,我真的想说:在“上山下乡”运动中,回顾“知识青年”这一段历史时,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一群识字少或不识字的“社会青年”。

   他们与各届“知识青年”一起,书写了“上山下乡”运动的一段悲凉却雄壮的完整历史。直到此时,“社会青年”的称呼,才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思维。而“知识青年”的说法,基本成为“上山下乡”运动中,对所有青年唯一的专用名词了。

   从当时整个社会情况来看,疯狂的“社情”,已经是“有工不须作,有书无需读”状态了。这个时候,无论是“知识青年”,还是“社会青年”,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、社会状况是同样的。只是在“文革”中原有的隶属关系,有些不同罢了。

    二、动员下乡时

   上山下乡的动员,日紧一日。居委会对青年们的学习,基本也是以动员下乡为主要目的。对于下乡,我并不反对,甚至拥护。从北大荒回来之后,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。

   此时,我们一家赖以生存的经济方面,只有妈妈在金属丝布厂每个月二十元的工资。依靠这点工资,她是养不起一家四口的。再说,我们兄弟都长大了,已经不再是五十年代中期那一、二岁,六、七岁的孩童了。

   大石头巷居委会,统计在册的社会青年有十九人。除了一名叫张仲淑的女生比我岁数稍大些,其他极个别与我同岁,剩下的都比我小。因为我待人真诚,一直是以亲和、恳切的态度与他们说话,我在他们眼里,就象位“大哥哥”。

   用了没几天的功夫,我已经与他们打成一片。甚至有许多心里话,他们也愿意与我来讲。这对于我开展下乡动员,是个极有利的因素。我的处事原则:就是决不勉强,要自己愿意。用了没有几天的时间,我就把所有人的想法完全摸清了。

   在我们居委会的这些青年们,有学不能上、无书可以读、没工能够做,在社会上游荡的时间太久了。在“文革”中,又耳濡目染的斗、批、打、砸等不良现象,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思想、思考与思索能力。对于这些认识,都是我在以后“反省”的岁月中才想到的。

   从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的三年半时间里,他们从少年成长为青年。其中有相当一批人,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富裕。有些人的家,甚至处于贫困线下。他们渴望工作、渴望挣钱、渴望自立的心情和愿望,此时比任何时候、任何人都要强烈!

   因此,在我们居委会,上山下乡的动员,是有着这样现实基础的。正是在这个基础上,对青年个人的动员,几乎并没有花费我很多的精力。尤其是我的态度,也决定着他们的态度。

   我是坚决下乡的拥护者,他们是决定跟我一起走的志愿人。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,抱持着这样的态度。他们的思想可以做通,并不等于他们家长的思想能够做通。

   家住大石头巷的20岁女青年蒋仁安,就是一个例子。蒋仁安幼年丧父,与母亲相依为命。她上面还有个哥哥,早年因为“支内”,去了四川。现在她要下乡,她母亲无论如何也是不答应的。

   蒋妈妈在一爿“烟纸”店上班。为了做通她的思想工作,我在金昭媛、初志明这两个同样要下乡的青年陪同下,连续多日做着蒋妈妈的思想动员和说服工作。

   有时候,这样的说服要持续到深夜十点多钟,直到蒋妈妈家务事做完、表示要休息时,我们才告辞离开她家。接触得多了,蒋妈妈对我们也有了基本的了解。双方由激烈的争辩,变成相互的谈心。蒋妈妈同意女儿下乡的事,才算“敲定砖脚”。

   在上山下乡的运动中,对金昭媛母亲的动员,也让我颇动了一番心思。早在1964年的时候,金昭媛的姐姐就去了新疆。金昭媛是唯一陪伴在她身边的孩子。她依靠替人家帮佣,维持着两人最基本的生计。金昭媛是坚决要下乡的人,但要说服母亲,并不是一件容易事。

   在金昭媛的指引下,我们来到了她母亲居住的观前街承德里。对于我们的到来,金阿姨的态度是相当抵触的。知道来意后,甚至连话都不肯与我们说一声。有时还会借故溜走,让我们坐冷板凳。

   去的次数多了,她也觉得不好意思了,才与我们讲起她艰难困苦的经历和母女相依为命的感情。我也是在困苦中长大的孩子,对于她的人生经历,我是能够理解并感同身受的。这样一来,我们反而有了谈话的锲合点。这样的动员工作,因而顺利了许多。

   在我所有的动员工作中,失败的只有一例,那就是对张仲淑的动员。无论是她本人,还是她的家人,话说不进,水泼不进,针插不进。所以,在以后的上山下乡批准书中,两次都没有她的名字。

   当时下乡的动员是很严苛的。如果“动员”你去,而你不去,单位会让你父母停工,不让上班。不上班了,意味着领不到工资。那时的劳动人民,谁家不是依靠劳动的工资维系生活的呢!

   因此,在有青年需被动员下乡的人家,除了真有后台或靠山,敢做“顶牛户”的人家,是极少数。这些情形,大家都是看在眼里,触在心中,而决不可能讲出来的。因为,这是一个“言可惹祸”的年代。

   在养育巷的“耶稣堂”的动员会开过,青年们还得写申请书、决心书,表示是自己主动积极要求下乡去的。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,这也是属于“三忠于”、“四无限”的政治范围。

   只是,毛主席讲的“知识青年”范围,被无限扩大了。除了在校学生被纳入“知识青年”上山下乡的范围,连未曾读书的“社会青年”也纳入了需要动员的下乡范畴。在这个时候,决不会有人来甄别你这位青年是否识字、真有“知识”。

   那是一个不容置疑、宁“左”勿右、“矫枉过正”的年代,这几乎是当时所有人做一切事的手段和方法。每一个人,似乎都在用这种方式在表达着自己“忠”的程度,自己“左”的革命立场,以求得自己生存的空间和时间。

   1969123日,关于我们上山下乡的“批准通知书”,终于发到了每一个人的手中,要我们街道青年去的农村地点是:太仓县王秀公社。我准备再一次告别苏州的家,奔赴“广阔的天地”去了。

   正当大家紧锣密鼓准备出发的时候,紧跟着另一个通知也到来了。太仓王秀缓行,至于原因暂不清楚。那就等吧,反正离过年也近了。在这个时候离家,对于我来说,并不是什么大事。我已经有六年时间,没在苏州过年了。

   但对于准备或批准下乡的青年来讲,那就不是小事一件了。因为这些十七八岁、甚至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们,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苏州,离开过家和家人。更别提在新年到来之前,让他们离开家、到外地的农村过年了。

   缓行等待,这或许是一件好事。在这样的等待中,阴历年总算过去了。我记得:这一年春节的217日,是正月大年初一。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中,谁家的年都没有过好。无论家长和青年,心情都是在忐忑不安之中渡过的。

   我的心情与大家是不一样的。我从母亲紧锁的眉头中,感到了她抚养“连身四口”的压力。幸亏我从北大荒时带回了一些钱,那是我在北大荒平日的攒积和退场离职金。回来将钱交给妈妈的时侯,妈妈对我说:“我替你存着。可以将来准备给你结婚、成家时用的。”但到了这个时候,还能考虑到、顾得上这些么?

   我希望能够早点决定、早点成行,到农村去。这样,可以减轻妈妈肩头的压力和负担。在我们居委会一大部份“社会青年”中,也有这样的思想和愿望。我的情况与他们的心情,实际也联系在一起了。

   大家感到:现在的上山下乡,就是“伸头一刀,缩头也是一刀”的事。既然如此,还不如痛痛快快地走。无论命运把我们抛向何方,“老天爷是饿不死瞎眼家雀”的。在社会上呆得久了,也就形成了“社会青年”自己的一种性格和思想。

   进入二月初的时候,社会上流传的说法多了起来。关于苏州的知识青年的去向,有人说要去云南,有人说要去东北,还有人说要去西藏、新疆。听到这些消息的家长就着急了起来,纷纷跑来找我询问情况。

   他们说:与以上地方相比,还是太仓好些,离苏州近些。想念的时候,至少还可以去看一看。真的很苦的时候,也可以让孩子回来待上一段时间。现在太仓不去了,要去那么远的地方,实在是不放心、也难以下决心的。家长的思想,出现了反复。

   对于家长们提出的各种问题,我是一句也答不上来。因为我知道的情况,并不比他们更多一些。我只能表示:您家的孩子去那里,我也一定会到那里,大家只能是“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”了。

    三、批准去黄海

   我这样的表态,其实也只是给家长们一些心理上的安慰罢了。试想:我是一个连自己命运都不能把握的人,又能够给别人些什么福、挡些什么难,有什么样的能力和资格,来讲“同享”、“同当”呢?

  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,在我们居委会的这些家长,信任我的为人处事。她们遇到事情和问题,首先想到的,就是来与我商议。听取我的意见,共同拿些“主意”。

   这样的状态大约经历了十几天吧,情况突然明朗了。听说:苏北黄海农场来接收知识青年的带队人员,已经来到了苏州,并且住进了当时相当高档、用于接待外事活动的“乐乡”饭店。

   这个消息,首先是由街道“革委会”传出来的。紧接着,街道“革委会”在养育巷的“耶稣堂”二楼大厅里,又一次召开了隆重的动员大会,上山下乡的动员重新开始。

   区“革委会”的领导和农场的带队人员都坐在主席台上,也出席了动员大会。街道的陈志平书记,是位解放“南下”的女干部。她用她那依然还很浓重的山东口音,向大家作了热情漾溢的动员报告。农场的带队人员,也向大家详细介绍了黄海农场的情况。

   尤其让青年们感到激动的是:据说农场即将改编为“生产建设兵团”,未来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的领导。也就是在暗示说,到农场去的人,会有一个与军人相关的身份。这对于许多参不了军的人,确实是有一种莫大的诱惑。

   当动员大会结束以后,人们步出会场时发现:被批准下乡的名单已经张贴在墙上了。我们“遵义路”街道被批准下乡的青年共有137人。其中:女生是63人,男生是74人,基本就是上次被批准去“太仓县王秀公社”的人员。紧接着,一份大红的喜报,也贴到了每一家的房门上。这份喜报的落款日期是:1969311日。

   我们大石头巷居委会被批准的人员(以姓氏笔划为序),女生有六名,她们是:方琪伟、李和娣、沈爱珍、苏青、金昭媛、蒋仁安;男生有十二名,他们是:万汝藩、卫虎根、方明华、许水根、齐颖、初志明、陆桂良、陈福根、袁守祥、袁守高、顾伟民、高苏宝。男女生共计是:十八个人。

   虽然太仓不能去、只能到苏北去了,总算比云南、东北、西藏、新疆要近些、好些。至少黄海农场就在苏北的盐城,还是在本省以内。这样一来,即使有些心有抵触的家长,此时也无话可说了。

   但到黄海在何时出发?依然是不太清楚,要求依然是“听候通知”。不过,凭那份明确地点、盖了章的“批准通知书”,还可以配发一些票证。例如买棉絮,回纺布,柳条箱,搪瓷杯,铝制饭盒……当时,这些都是紧张凭票才可购买的商品。这也算是在“上山下乡”运动中,对知识青年的一份关怀、爱护和照顾吧!

   妈妈可忙碌了起来,她要同时为两个儿子整理出发的行装。我刚从东北回来,妈妈为我添置个柳条箱。二弟另置了回纺布的被褥,用包装箱为他改制了个可以盛放衣物的木箱。为我们两兄弟各做了件列宁装的蓝卡其短棉袄。因为布票不够,夹里只好用回纺布了。

   正在此时,在北大荒留场就业的父亲也被遣散回到了苏州。这是自1955913日后,十四年来我们全家在苏州的第一次团圆。刚刚团圆,又要分离。大概在我与二弟出发的前两天,母亲与父亲郑重商量决定后,我们到观前的国际照相馆拍下了第一张全家照。

   去黄海农场的日期和交通工具已经确定。巷里大卫弄的一位柏姓伯母,特意把我请到她家里。请我吃了一顿菜肉大馄饨,算是给我送行。因为她在“卫前中学”读书的女儿,也被批准到黄海农场去了。她再三地叮咛我:等大家都到了黄海农场之后,要互相多关照,互相多照应。

   这是1969324日的清晨。爸妈与三弟,还有仓米巷28号里的邻居金珍姐、汪家阿姨、周家小弟和隔壁一些熟悉的邻里等,把我们一齐送到了南门轮船码头的各条船舷旁。

  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,仅在我们家住的仓米巷28号一个门里面、有七、八户人家,去黄海农场的青年就有四个人:我和二弟齐颖、苏青与就读“苏高中”的在校老三届学生沈蕾。

   编辑  辰光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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